如果这段时间有人想在员村下车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我安慰自己，城中村嘛，人自然多点，大不了坐回去几个站。我忍。随着钱包越来越厚，能够住更贵的地方，我对员村有了微微的不耐。等到第一个回南天来临，城中村的脏乱差，集中以潮湿的形式爆发时，我开始觉得无法忍受。那个季节里，巷子永远是不干的积水，楼道永远是湿润的墙壁，每次下班回家，打开房门就是一片潮湿阴冷，桌腿、床脚，甚至厨房，都不断长出细密的绿色霉菌，每天回来头件事，就是一遍遍地擦拭这些霉菌，第二天回来，擦过的地方又泛起了浅淡的青斑，生生不息。

当霉菌长得太多太快，擦拭时会有绿色的粉末落下来。我屏住呼吸，觉得房间充满了霉菌孢子，水杯、碗碟洗了又洗，仍是不想再用。房间的一切，仿佛都已经被霉菌污染吞噬。2015年5月6日晚，广州雷暴雨，天河区员村二横路水浸严重。南都记者林宏贤摄（南都资料图）我开始越来越嫌弃这里。为什么楼与楼要盖得那么挤，挡住阳光与通风。

为什么许多住客都不讲卫生，洒再多蟑螂药都无法根除。像潮水褪去般，所有的不好一起暴露出来。租约未到期，我已开始物色市区的房子。-3-工作与家庭的压力也纷至沓来。锐雯是第一个离开员村的，或者说彻底离开了广州。反复思量几个月，初春时节，锐雯还是提交了辞职信。她不是那种能够安坐格子间，做枯燥传统工作的人。那时流行一句话，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

当城市的钢铁森林变成束缚，依附于城市光鲜之下的栖息地城中村，更失去了逗留的意义。虽然很多人难以认同，觉得人终究要回归柴米油盐的忙碌之中，诗与远方，不过是文青们不切实际的幻想。但锐雯真的就出发了，抛弃了一线城市的光环和待遇，走得十分干脆。员村几年，或许只是让她想清楚，自己想要的原来不在这里。与锐雯相反，雷欧娜远没有那么野性。

但乖乖女也有苦恼，工作几年后，她开始陆续收到同学朋友的婚礼请柬，并被邀请去做伴娘。第N次做伴娘后，雷欧娜的家人急了，哪怕她一个人过得开心，也一定要开始相亲。消息不胫而走，最后连单位同事都开始关心起她的感情生活，雷欧娜去上班，同事打招呼都变成了：“我朋友的部门有个小伙子很优秀，你要不要……”上网发个网帖，甚至都有人留言：夏天过去了，秋天过去了，你怎么还是单身？仿佛自己单身，得罪了全世界。

当过年回家时，发现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，也发来了结婚请柬，雷欧娜自己也不能淡定了。怎么一眨眼周遭全成了已婚族？难道自己真要被“剩下”了？她准备换份工作，听父母的话，找一个所谓“有更多优质对象”的单位。员村只剩下我一个人。那段时间我正陷入职业迷茫，考虑到底要不要放弃现在的岗位，去换一个更喜欢的领域。休假时我去了西南，在那里见到久未谋面的锐雯。

离职之后，她各地辗转，也换过几份工作，最终怕父母担心，还是被父母叫回了老家。席间说起来，我们各自唏嘘。-4-不久我也着手搬家。工作和日常琐碎将时间填满，离开员村之后，大家联系逐渐变少，每天的朝九晚五里，时间飞快过去，常常是翻朋友圈时，才偶尔看到她们的消息。锐雯去了很多地方，有时在老挝的海岛，有时在乌兰巴托的列车，在照片里，她一改当年共事时的精致，素面朝天，衣着简朴，在北纬50度的寒风里头发翻飞着，笑靥如花。

听说她成了一名自由撰稿人，在给一家国际知名杂志写专栏。青年旅馆成了最常居住的地方，夜里住下，白天即走，对一个过客而言，租金高低，是城是村，都已经与她无关。我知道她不会轻易妥协，总有一天会像离开广州那样，离开老家，再度寻找自己的梦。雷欧娜去了深圳，在一家男女比例失衡的公司里，女员工大概会是被重点保护的对象。

她将住进公司的集体宿舍，不能再像一个人生活时，衣着随便随处瘫坐。我没有问她的感情生活是否有新的进展，不过我想，无论她做出怎样的选择，在那所私企，应该不会再有人过问到让她困扰了。去深圳之前，雷欧娜特地到我员村的住处坐了坐，我们想起在员村的诸多囧态。比如夏天总是断电，她被热到四处求助蹭空调，马路总是很挤，10分钟能走完的路，车堵了整整半小时。

我说，去天台拍张照留念吧。天台的烟头与建材扔了一地，拍完她看了下，笑着说，背景真的是很土啊。是啊，原来这里，真的是很土，还有很多不方便啊。在天台的留影，从这里可看到高楼耸立的珠江新城。-5-我搬到了市区的中心地带，流动人口少了，本地人很多，晚上下楼时，看到的大部分是中年人和老人。过了晚上十点，许多人已经熄灯睡觉。